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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” 过河” 的参考对象,日本是一颗已经被摸圆了的石头。

战后的日本,就是一套写满答案的习题集,里面既有关于产业崛起、文化输出、基础科学、收入分配等方面的高分经验,也有关于地产泡沫、人口衰落、货币政策的错误教训。对于路径高度重合的东亚国家来说,镜鉴价值明显。

每个人都能在日本身上找到话题 —— 部委官员喜欢研读日本的产业政策,野生国师热衷谈论广场协议和金融战败,科技观察家专注解读半导体和汽车崛起之路,而键政委员则喜欢一边分享番号和种子,一边高谈阔论失去的二十年。

但被放在显微镜下研究了这么多年,日本仍然有太多谜团,比如:为什么日本在 1990 年前后,简直是判若两国?

详细说,就是很多国家都会遇到地产崩盘或者金融危机,但基本上都能通过货币和财政手段爬出深坑,但日本的诡异之处在于:1990 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,整个国家和经济就如同进入了贤者时间,开水烫再多少遍都不起作用。

1990 年之前,日本是一个打满鸡血的国家,相夫教子的” 渡边太太” 们都能让华尔街避让三分;但泡沫破裂之后,日本的货币和财政官员们把工具箱里的方法都摆弄了一遍,但依然无法有效刺激经济,最终使衰退的时间超过了 15 年。

不仅经济躺平,企业家也似乎丧失了精气神儿。1990 年之前松下幸之助、盛田昭夫等人在世界上享有盛名,但之后日本便很少诞生世界级的品牌和企业家了 —— 在福布斯全球品牌 100 强里,最年轻的日本品牌是优衣库,诞生于 1984 年。

日本基础科学实力雄厚,自 2001 年之后已收获了 20 个诺贝尔奖,但另一方面,日本又结结实实地错过了过去 20 年的互联网和新能源浪潮 —— 日本最大的互联网公司名字叫 Rakuten,市值只有 90 亿美元,有几个人知道它是干什么的?

针对日本的谜团,包括 Paul Krugman 在内的西方经济学家给了很多解释,比如人口老龄化、经济结构性问题,银行僵尸化、财政刺激谬误、过高的政府债务…… 等,但都无法自圆其说。

最后把这个问题大概讲清楚了的,是一个叫辜朝明的台湾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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辜朝明

辜朝明出生于 1954 年,跟同是台湾省人的林毅夫和郎咸平都是 50 后,前者比他大 2 岁,后者比他小 2 岁。

不过跟都在金门军营服役过的两位同行相比,辜朝明的出身更为显赫,其家族是位列台湾五大家族之一的鹿港辜家。这是一个蓝绿相间的家族,既出过主持” 汪辜会谈” 的辜振甫,也出过民进党背后的金主辜宽敏,也就是辜朝明的父亲。

辜振甫和辜宽敏是同父异母的兄弟,但两人因政治倾向不同而形同陌路。辜宽敏因为”228 事件” 而逃离台湾,1949 年在上海认识了辜朝明的母亲蔡国仪,随后移居日本,70 年代才获准返台,是一个敢当着蒋经国的面说” 反攻大陆是痴人说梦” 的猛人。

尽管家族历史复杂,但辜朝明的人生轨迹跟台湾交集不大。他出生于日本神户,13 年后跟母亲移民美国,1976 年毕业于加州伯克利。在上尉连长林毅夫抱着篮球游到厦门的 1979 年,已经是美国人的辜朝明正在 Johns Hopkins 攻读经济学博士。

1981 年毕业之后,辜朝明进入货币银行学圣殿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工作,起点相当高。1984 年他返回日本,作为第一位外籍研究员,加入了日本最大的证券公司野村,一路扶摇直上。1997 年,他成为野村综合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。

辜朝明在日本受到了朝野的共同追捧。从 1995 年到 1997 年,辜朝明在日经新闻举办的” 日本 100 位经济学家排名” 中连续三年位列第一,他更是极少数能够参与日本五年经济计划制定的外籍人士之一,向多位日本首相提供过政策建议。

你要说他是日本的吴敬琏,那是高估他;你要说他是日本的林毅夫,可能有些可比性;但你要说他是日本的郎咸平,那就是在侮辱人了。

在私下里,辜朝明最大的爱好是制作军用飞机模型,并出版过一本 276 页的德国二战飞机模型影集。他日语和英语非常流利,但不会讲普通话或闽南语,笔者 2014 年在陆家嘴听过辜朝明的演讲,他开场就为自己不会中文表达了歉意。

到了 90 年代末,日本长达 10 年的衰退引起了广泛注意,经济学家纷涌而来。要知道,对衰退、萧条和金融危机的研究一直是宏观经济的” 显学”,因为任何有政策价值的研究成果都能带来巨大的公共福祉,都可能改变数以亿计人的生活。

因此,对大萧条的研究如同医学里的攻克癌症,被称之为” 宏观经济学的圣杯”。

比如 1929 年的美国大萧条,人们最开始都认为这是由于的过度投机和股市崩盘而导致的,” 这届股民不行”,尤其是经济学家 John Galbraith 在 1954 年出版的《1929 年大崩盘》一书,让人们只记住了华尔街的贪婪和乌合群众的愚昧。

但到了 1963 年,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Milton Friedman 给出了” 敌在本能寺” 的结论:1929 年崩盘的直接导火索或许有很多,但美联储错误的货币政策(没及时放水),才是让美国陷入大萧条的元凶。这个结论后来逐渐被主流认可。

2002 年,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参加 Milton Friedman 的 90 岁生日宴,直接讲到:” 关于大萧条你是正确的,美联储错了。” 这让 Friedman 进一步封神。

所以,日本的大衰退也必然会是宏观经济学届的” 圣杯” 之一, 而且日本的情况过于迷人:政府疯狂刺激经济,引导利率下降到零,债务杠杆率全球最高,但得来的却是经济零增长和通货紧缩。谁能解释清楚这个现象,谁就能青史留名。

在日本各类经济学家榜单上排名第一的辜朝明,自然不会闲着。在零星发表过几篇工作论文后,辜朝明在 2003 年出版了《资产负债表衰退:日本在经济迷局中的挣扎及其全球影响》一书,第一次提出了” 资产负债表衰退” 这个概念。

这个新颖的词,未必能 100% 解释日本,但的确带来一套几乎完全不同的视角。

02
大衰退

“资产负债表衰退” 的核心要义,解释起来一点儿都不复杂。

简单说,就是日本泡沫破灭导致资产价格急剧下降,让大量公司和家庭都” 技术性破产”。什么是” 技术性破产”,就是日本企业在泡沫顶峰时加杠杆购买了高价资产,如果按照跌下来的价格重算资产负债表,很多公司其实已经资不抵债了。

而日本人采取的措施是什么呢?就是默默地挣钱还债。日本企业虽然资产负债表恶化了,但产品竞争力还在,仍然能够产生利润现金流,只不过这些利润并没有用来扩大再生产,而是用来还债。这种搞法下,经济怎么可能不萎缩?

进一步说,日本企业和个人的” 星辰大海” 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—— 不再追求利润最大化,而是追求负债最小化。无论货币刺激力度有多大,企业根本没有扩大再生产的需求,贷款意愿严重不足。这就解释了货币政策为啥毫无作用。

在 1988 年,2.5% 的低利率能直接催生资产泡沫,但到了 1993 年,同样 2.5% 的利率却没产生任何刺激作用,甚至之后降到了零利率,企业也无动于衷,打死也不借钱。在整个 90 年代,日本企业每年的净还债量都维持在几十万亿日元规模。

这跟 80 年代的画风完全不同。仅在几年前,日本人还想要买下整个世界,伦敦和纽约的奢侈品店挤满了日本富人,而即使是再普通的工薪阶层,也敢按揭 30 年购买一套价格堪比纽约的公寓或一户建。整个国家大病一场后,所有人的预期都变了。

村上春树在《海边的卡夫卡》里写道:从沙尘暴中逃出的你,已不再是跨入沙尘暴时的你。

辜朝明经过测算,发现 1989 年后的资产价格暴跌让日本损失了 1500 万亿日元的财富,而造成的缺口又让企业和家庭进行了至少 15 年的净债务偿还,这种资产负债表衰退进而消灭了相当于 GDP 总额 20% 的总需求,彻底将日本拖进了萧条的泥潭。

辜朝明在《大衰退》一书中这样写道:” 虽然对单个企业来说,偿债是正确且负责任的,但是当所有企业都开始同时这样做时,就会造成严重的合成谬误(Fallacy of Composition)。这种令人恐慌的局面,就是所谓的资产负债表衰退。”

以前西方经济学家都假设货币的” 需求方” 永远存在(谁会不愿意借钱呢),因此只关注货币” 供给方”,而辜朝明的理论第一次阐述了” 需求方” 缺位的情景(居然真有人不愿意借钱)。在这个框架下,经济可以分成下图的四种情况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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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情景①和②是” 需求方” 存在的情景,是一个私人部门永远斗志昂扬,永远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世界;而情景③和④是辜朝明补充的情景,是一个私人部门有可能躺平,退而追求债务最小化的世界。这个世界一直被主流所忽略。

如果出现情景②的危机,央行成为” 最后出借人” 就行了,即「货币放水」;如果出现情景③的危机,政府要成为” 最后借款人”,即「财政放水」;而如果出现了情景④,则既要央行「货币放水」,又要政府「财政放水」,左手递给右手。

辜朝明针对情景③给出的解药,其实也是日本政府做的 —— 疯狂的财政刺激。

具体来说,就是日本政府通过大规模的加杠杆,疯狂借债来投资基础设施,替代不争气的企业和居民部门来拉动经济。带来的直接结果,是日本的公共债务 / GDP 高达 266%,几乎是全世界最高,财政收入的三成都在还本付息。

这种做法的好处是保住了 GDP 和国民生活水准,经济增速虽然刺激不起来,但就业、福利、外储、低通胀都能维持住,然后用收入再分配政策拉低贫富差距,基尼系数长期低于 0.4。在辜朝明看来,这是很无奈的选择,但又是唯一正确的选择。

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理论前提,是” 特定的外部冲击会从根本上改变企业或个人的行为目标。” 辜朝明作为经济学家,提取出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统计证据,但这种” 特定冲击” 影响的其他方面,他没有去分析,毕竟他不是一个社会学家。

所以进一步的问题是:当企业和家庭的” 扩张欲望” 和” 精气神儿” 没了,受影响的难道只有宏观经济数据?

03
无解局

苹果公司内部流传着一个关于日本的段子。

1996 年,苹果公司为了拓展市场,试图把 Macintosh 电脑引入日本教育系统。苹果由当时的 CEO Michael Spindler 亲自带队,前往日本文部省游说。在做了好几次演示之后,日本教育大臣当面给了 Spindler 一个简短的答复:” 不,谢谢。”

Michael Spindler 很失望,就问日本同事,什么时候苹果可以回来再试一次?这位日本同事指了指电梯上面的半圆形楼层指针,说你看这个楼层指示器,60 年代就用在这里,等什么时候文部省的官员把它换成数字的,你就可以再来了。

这个段子现在看,可能有些启发意义,但倒回到 1996 年,有谁敢预测日本会错失软件和互联网浪潮?

在整个 90 年代,日本电子行业仍然如日中天。当时 NHK 甚至做了一期节目,名字叫做《电子立国 — 日本的自传》,把索尼松下等公司摆出来历数家珍,得意之情溢于言表。按道理来说,把硬件优势延伸到软件和互联网领域,似乎不难。

但后来的演绎却令全球 ICT 产业的观察家们大失所望,日本本土的互联网创业和融资一直不温不火。到了 2005 年,著名互联网投资人、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主任尼葛洛庞帝甚至要警告日本,” 不要成为数字时代无家可归者之一”。

日本错失互联网的原因其实很简单:创业的人不多,投资的钱更少。

多位经济学家做过详细测算(Inklaar, Timmer, and van Ark 2006, Fukao 2013):90 年代美国在 ICT 上的投资占 GDP 的百分比是日本的 4 倍,而日本不仅低于美国,还低于英国、德国、意大利,在 G7 国家中基本垫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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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唯一拿得出手的互联网公司 Rakuten(号称日本的亚马逊),其创始人三木谷浩史分享过两个秘诀:一是大量雇佣外籍人士,”Rakuten 快速成长的原因就是我们聘用外国工程师”;二是公司 2012 年开始所有员在所有场合,都必须说英语。

互联网行业的案例,是” 资产负债表衰退” 影响中观产业的一个例证:当企业不想扩大再生产时,又怎么能指望它们在新浪潮里杀出血路?

人力资源服务公司 Randstad 曾经在 33 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一项调查,结果显示有 66.9% 的日本人表示没有创业意愿,在 33 个国家地区里排名倒数第一;另外还有只有 32% 的日本人表示会考虑” 在新兴企业工作”,也是倒数第一。

从 1991 年到 2005 年,日本企业花了 15 年的时间,终于修复了资产负债表。但刚喘完一口气,日本猛然发现自己的人口已经严重老龄化,而全球化又塑造了一批年轻而快速崛起的对手。用辜朝明的话说就是:” 才出油锅,又入火海”。

最后,日本社会变成一个” 资产负债表衰退” 蔓延的大型现场,从企业蔓延到家庭,从家庭蔓延到个人。公司用报表来体现衰退,年轻人们则用房贷、婚姻、生育率和创业激情 —— 这些他们唯一的资产 —— 来响应” 资产负债表衰退”。

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在《低欲望社会》一书中这样写道:” 日本人 —— 特别是那些从开始懂事时就遭遇经济不景气、如今 35 岁以下的年轻人 —— 对未来抱有不安,不想背负贷款重荷。他们对利率毫无反应,是反向于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国民。”

《低欲望社会》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做:丧失大志的时代。

对于日本来说,最后一个能重整自己的时间窗口是 1990-2000 年。那会儿的老龄化水平还不至于太过严重,老的产业优势仍在,新的产业尚未展开,企业和家庭的扩张意愿可以被结构化的深度改革来挽救。但最终,日本浪费这 10 年。

一部《水浒》,好就好在投降。一个” 资产负债表衰退” 理论,好就好在它没能给出拯救日本的解药,但却用一种崭新的视角,来向人们展示了当一个社会的微观(企业和家庭)丧失能动性之后,它的宏观经济和中观行业会恶化成什么样子。

每个日益老去的民族,都有一个挽救自己的时间窗口,一旦错过,就再也无法追回。

04
启示录

罗翔曾讲过一个关于老鼠的实验:

“把一只老鼠放在一个笼子里,在笼子的左右各开一扇门,左边放着一根通电的电极,右边放一块蛋糕。用棍子驱赶老鼠,向左边走就会被电到,向右边走就能吃到蛋糕。训练几次后,老鼠一看到棍子就往右边跑,形成了条件反射。

老鼠刚形成完条件反射,我们就对调一下,左边放蛋糕,右边放电极,结果老鼠看到棍子往右边跑,被电到了,然后懵了。但老鼠很聪明,适应之后就往左边跑,又能吃上蛋糕了。然后我们再把规则改了,反复对调几次,你发现老鼠干嘛呢?

结果是老鼠不跑了,你戳死它,它也不跑。老鼠尚且如此,如果是人呢?”

辜朝明的研究告诉我们:一个经济体的扩张意愿和进取决心,就像一只装着水的瓶子,初始状态是满的,每经历一次摇晃,就会撒出许多,而剧烈的震荡更是会彻底把水倒空。珍惜瓶子里的水,减少震荡的次数,就是保存增长的希望。

日本调查公司帝国数据银行每年都会做一个统计 —— 日本企业家的平均年龄。2021 年他们的数据显示:日本全国大约 147 万家公司的社长,平均年龄是 60.3 岁。即使资产负债表想再奋斗一次,恐怕也已经错过了那个时间窗口。

相比之下,中国目前经济的结构性优势仍然明显,旧的产业优势仍在,新的产业车票在手;追赶者虽然逼近,但尚未产生系统性威胁,创业人群如过江之鲫,经济虽有挫折但人们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,仍然持续且强劲。

时间宝贵,切勿浪费。心气儿没有丢,国运就不会丢。

来源:远川研究所 英文名:caijingyanjiu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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